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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新左派联盟经济纲领面面观
发布时间：2024-07-15
【欧洲时报靖树综合报道】法国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在第二轮立法选举中拔得头筹后，左派提出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经济纲领也备受关注。
事实上，其经济纲领中最知名的措施包括将工资与通货膨胀挂钩、最低工资提至税后1600欧元和将法定退休年龄改回60岁、提高福利津贴、征收富人税等。
个税方面，左翼联盟主张将现有的5档个人所得税改为14档，并且应加大“财富税”征收力度，增加“气候财富税”税种。
此外，左翼纲领还包括增税1500亿欧元的刺激需求计划，并主要通过对超级富豪征税来筹资。
持不同立场的经济学家们纷纷在媒体发表文章，分析左派经济计划。
最低工资提至1600欧元，后果是？
首先，颇受关注的“明星纲领”——提高最低工资：将最低工资提高14%至1600欧元的影响将是什么？
事实上，虽然左翼政党联盟考虑到了受影响最大的小微型企业（TPE），提出了包括提供零利率信贷、更便利地获得临时现金流及更便捷上市等一系列外部融资措施，但企业界接连表示压力倍增，对未来忧心忡忡。
例如，中小企业联合会（CPME）6月底就发布调查称，这项措施会迫使一些个体户破产：14%管理者确信其企业将会破产，超过四分之一管理者表示应该解雇部分员工。
便利企业联合（U2P）主席皮孔（Michel
Picon）表示，左翼的经济计划“将会对法国许多企业构成打击”。特别是最低工资上调至税后1600欧元，将会对许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造成问题”，因为该倡议的影响“不仅限于最低工资标准，还涉及整个国家的工资等级体系”。
自由职业者和微型企业协会（SDI）秘书长桑切斯（Marc
Sanchez）指出，即使“不对左翼价值观进行评判，在立法选举中领先的联盟所推崇的经济方案将给法国经济，特别是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微型企业主带来重大风险。”
在此问题上，2021年最佳青年经济学家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副教授加拉维尔（Xavier
Jaravel）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最低工资增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形势。
根据加拉维尔的解释，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上涨的工资成本由三方承担——消费者、企业和劳动者。如果企业能将增加的成本转移到产品价格中，那么消费者将承担最低工资上涨的成本。如果企业降低产品毛利，那利润就会下降。而如果企业面临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那最低工资上升最终将导致法国就业机会减少。
那么具体来说，各方是以何比例来如何分担这一成本的呢？加拉维尔援引了法国经济学家阿蒂拉·林德纳（Attila
Lindner）分析匈牙利大幅上涨最低工资案例的数据。结果显示：这一上涨导致10%领取最低工资的雇员失业；80%的劳动力成本增长由消费者通过上涨的物价承担，而20%涨幅由企业通过减少利润的方式来承担。
就法国而言，据加拉维尔推测，最低工资上涨的成本最可能会被服务业吸收，但工业企业则会通过减少就业机会来弥补工资上涨带来的压力。
同样，法国经济形势观察站（OFCE）经济学家泽维尔·廷博（Xavier
Timbeau）也持类似反对立场，认为提升最低工资将导致失业和“低工资陷阱”的问题。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法国最低工资已经上涨了近10%，这一水平已经拥有欧洲最高的购买力平价，法国领取最低工资的员工占比为17%。如再涨至1600欧元，将制造出一个低工资陷阱，并使得企业薪资谈判变得更艰难。此外，泽维尔·廷博援引OFCE估计称，这一举措可能导致近三万人失业，并且增加的预算成本将达到70亿欧元。
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家并不在少数。对于法国经济学家吉尔伯特·赛特（Gilbert
Cet）来说，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的想法是“20世纪70年代的思维方式”：“左派联盟似乎不明白，劳动力市场的优先事项是雇员的流动性。多年维持最低工资，这比最初领取最低工资还更糟糕。”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克拉马兹(Francis
Kramarz)与现任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菲利普(Thomas
Philippon)于200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法国最低工资提高1%，会导致一年后减少15000个工作岗位。
然而，另一方面，参与制定左翼联盟经济纲领的巴黎八大经济学教授克莱门特·卡尔博尼耶(Clément
Carbonnier)却不以为然：“在西班牙、德国或加拿大，最低工资大幅上涨并未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他承认有必要努力消除“工资趋平”的问题【编者注：effet de
tassement，指最低工资上涨的幅度和频率均高于其高一档位的工资，导致两者差距缩小】。
换句话说，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最低工资上涨不是问题，但前提得是整个社会工资水平都上涨，否则，就会引发相关岗位的裁员问题。法国经济学家吉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就持此意见：“如果是像美国那样整体工资大幅上涨，那就不会破坏就业机会。”但如果像法国那样，工资上涨只涉及到近20%领取最低工资收入的员工，“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增税1500亿欧元：富人“跑路”？
左翼此次提出增加1500亿欧元来刺激经济，具体来说，2024年，每年新增支出总额将达到250亿欧元，到2025年将达到1000亿欧元，到2027年将达到1500亿欧元。
这笔支出将由额外收入（主要是对高收入者、金融资产和公司征收的额外税收）来筹集，主要集中在最富有的1%人口的资产上。法媒上也不乏突出“增税1500亿欧元”、“90%税率阶梯”的耸人听闻的标题。
那么，被针对的富裕阶层打算如何应对左派上台呢？多项报道显示，大幅增税的措施，包括重新引入财富税（预计带来150亿欧元收入），对离开法国的人征收“出境税”，取消法国对金融收入的30%统一税、增加遗产税、对“超级利润”征税（预计带来150亿欧元收入）等措施使得富裕群体打起了“退堂鼓”：
据法新社报道，一名银行家在出席艾克斯-普罗旺斯经济论坛时表示，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政纲均“乏善可陈”，令富人群体深感忧虑。名为洛朗兹（Philippe
Lorentz）的税务律师透露：“最近几周，咨询离法事宜的人数至少增长了三成。”这些计划移居海外者的首选是瑞士、英国和美国。
加拉维尔对此表示，虽然左派联盟增税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其中提到了边际所得税率也包含了90%的税率阶梯。他特别突出“90%”这一数字，称作为经济学家群体的共识，90%的税收水平超过了“拉弗税率”，凡是自身【编者注：拉弗曲线这一假说设想了政府税收收入与税率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限度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
加拉维尔强调，即使是支持左翼计划的经济学家如皮凯蒂也在研究中指出：90%税率会减少所得税收入。这会使得人们减少工作时间、无心晋升，甚至选择离开法国。
公共债务已无以为继？
此外，加拉维尔表示公共债务已无以为继，左派联盟的财政计划根本不可行：“所有严肃的分析都表明，我们债务的可持续性需要遵循债务削减的轨迹，在5年内节省1000亿欧元。左派联盟指望新增1000亿欧元公共支出，但它根本凑不齐这笔支出。如今，市场认为左派计划因偿债增长缓慢而无法实施。因为如果政府落实左派纲领措施，那么利率应该会大幅上升。这就涉及另一个危险因素：在上次举债中，法国80%是依赖外国投资者。”
类似的，图卢兹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埃曼纽·奥里奥尔（Emmanuelle
Auriol）曾评价说左翼计划一旦实施，“债务将会呈爆炸式增长”。此外，“劫富济贫”的计划也并不可行，原因在于ISF实在难以奏效：“该法案于2018年被废除并没有对公共财政产生影响”。例如，现任经济部长勒梅尔曾希望对能源企业的超额利润征税，但最终未果。因此，“如果想融资，那政府就必须整体筹集资金，光靠ISF是无法达到目的”。
“我们现在靠举债度日，其中一半是外债。如果法国债务失控，市场就会对我们丧失信心，法国将可能陷入类似希腊和意大利的困境”：“意大利政府对所有储蓄账户征税来偿债，拿走了150亿欧元；塞浦路斯则拿走了塞浦路斯人50%的储蓄。”因此，法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破解财税难题，必须放在欧盟层面统一加以解决。
不过，左翼联盟方面则表示，与“2023年40家顶级上市公司向股东支付的1000亿欧元”相比，这项法案不过是九牛一毛。相反，150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将有助于法国经济重新启动。左翼联盟成员瓦莱丽·拉博特就大胆预测道，2025年和2026年的GDP增长率至少为3%。
参与制定该纲领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经济学家安妮-劳尔·德拉特(Anne-Laure
Delatte)也强调，“所得税改革的目的是调整财富分配，逐步增加最高收入的10%群体税收，以减少其余90%群体的纳税情况。”
换言之，该征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改革巨富税（ISF，又名“财富团结税”）和遗产税，大部分的纳税矛头是指向最富有1%人口的资产。
类似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世界报》刊文表示，将矛头更精准地对准富豪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根据欧洲税务观察站2023年10月发布的《2024年全球避税报告》所揭示的那样，亿万富翁缴纳的税款（包括所有税款）比例远低于其他人口，因为他们可以轻松地对其财富结构进行配置，从而将应税收入降至很低。因此现状就是，在财富累积金字塔的顶端，所得税反而遭遇了“滑铁卢”，加重了社会不平等现象。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还透露，虽然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但欧盟的这种情况比美国甚至更为严重，后者拥有更复杂的反滥用机制，以限制富人利用控股公司来实现税务优化的目的。
如何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
如何改善贫富差距恶化的不平等现象？加拉维尔认为，对于法国这个“公共财政状况如此恶劣”的国家，除了大幅增税“劫富济贫”这种昂贵的再分配措施，还有其他更“经济”的办法，例如彻底改革教育系统。换言之，通过加大教育系统投入来改善社会阶层流动性。
另一方面，法国知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在接受《论坛报》采访时表示，在立法选举期间，候选人很少讨论社会不平等这一重大主题，而是将辩论过多地引导聚焦在所谓的移民身份问题上。当今的政治辩论将事情扭曲地简单划分为两极，似乎如果无法让最富有的群体付出代价，那么剩下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攻击最贫穷的群体和移民。
皮凯蒂坚信，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大量调动公共资源，对医疗、培训、研究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这一点离不开最富有群体的贡献。相反，如果政府拒绝增税，那么只能从私域融资着手，但后者不仅是“不平等”的代名词，而且其发挥的社会效力也不尽如人意。皮凯蒂以美国举例道，在惊人规模的私人成本推动下，美国医疗领域成本已高达GDP20%，但其社会保障效果却是灾难性的。
皮凯蒂表示，虽然左派联盟提到的金额乍看上去可能高得惊人，例如三年内征税和新增支出约为1000亿欧元（占GDP4%），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数额“并不过分”：西欧和北欧的税收收入已从1914年之前占国民收入的不到10%，增加到80至90年代的40-50%。而正是国家在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长足进步，才使得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一点相当重要，不应当被保守派经济学者所刻意忽视。
作为左派联盟的支持者，参与制定左派经济纲领的皮凯蒂还是撰文在《世界报》指出了左派在具体实践中的不足：虽然法国选民对社会正义的需求很强烈，但调动新资源仍是一个棘手的过程，并且选民们可能随时撤回支持。因此，执政方需要清晰有力的证据来向社会展示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为改善社会问题作出更大努力，否则要求其他人付出额外的努力是相当不切实际的。
皮凯蒂认为，在以上这一关键点上，左派的表态和做法仍然过于模糊。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左翼政府都缺乏足够精确的计划和足够强大的执行力，一旦上台却容易向相关利益游说群体屈服，在ISF等问题上让步。为了避免这些错误重现，皮凯蒂呼吁让民间团体和工会深度参与进来，以捍卫这些征税收入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投资。
皮凯蒂强调，废除以往的不合理做法固然重要，但关键是后续要有力地执行更公平、更透明的替代系统。左派不应沉迷于发表斥责现状的激进主义言辞，而应重新精准描绘其所推崇的替代经济体系，并分阶段将其落地。
他以旨在将1/3的公司董事会席位分配给雇员的提案为例论述道，这一提案堪称左派计划中最纯正的社会民主改革，如果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框架中，那么人们将会受益匪浅。在大公司，该席位比例可提高到50%，同时限制最大股东的投票权，以便实施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真正的财富重新分配。
无论如何，虽然不同阵营存在分歧，经济学家也各执一词，但目前多位经济学家达成一致的观点是，相对极右派而言，左派联盟的纲领总体来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可行性都更高：
例如，在7月2日《回声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法兰西公学院教授阿吉翁（Philippe
Aghion）、经济学家皮萨尼-费里及2024年最佳青年经济学奖得主亚历山德拉·鲁莱（Alexandra
Roulet）联名文章表示，虽然左翼推崇的经济模式“冒险、且有害”，但尚可“平衡风险”，好过极右翼纲领。
更不用提，随着国民议会“三分天下”之局已定，想要执政的人将被迫做出妥协，左翼联盟很可能得修正其经济政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所总结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制定一个既包含马克龙主义元素、左派纲领元素，又能被大多数议员接受的经济计划。对我来说，这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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